温岭虐童事件从一张网络照片迅速发展成为社会热点。随后，当地警方以涉嫌“寻衅滋事罪”将肇事老师刑拘并提请逮捕。最新的进展是，检察院做出暂不批捕决定，案件退回警方重新侦查。

　　检方的这一决定意味着如果警方找不到新的有力的证据，肇事老师将无法受到刑法的制裁。面对这一进展，上海组织了30余名法学专家、未成年人保护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。媒体报道称大部分专家、学者对于检方的“暂不批捕决定”予以肯定，认为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，肇事老师的行为入刑确实有些牵强。

　　然而鉴于虐童事件性质的恶劣和所激起的公愤，尽管不动用刑法并不代表肇事老师会躲过行政处罚、教育系统内部惩处等制裁，但公众之中对这一结果表示失望者也大有人在。从虐童事件曝光之日起，呼吁对肇事者给予严厉的惩处就是一种普遍的民意。而上升到刑法层面无疑是契合这一民意的最为理想的结果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同样的事态招致不同的反应，一个源于专业的审视，一个出自天然的情感。而这种不同的反应其实早有预兆。当初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肇事者，即引发了罪名主客体不符的质疑，因为寻衅滋事罪侵犯的是社会管理秩序。警方解释称，除了“寻衅滋事罪”，刑法中的“虐待罪”、“故意伤害罪”、“侮辱罪”等与案情更不相称。

　　警方的这一解释中已经透露，如今专家判定的“牵强”，他们当初并非一无所知。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于：警方明明知道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肇事老师的理由并不充分，综观现行刑法，肇事老师的行为也找不到合适的可以定罪的罪名，为什么最后却又以涉嫌寻衅滋事犯罪提请检方批捕呢？其中舆论的压力是否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？

　　公权力机关对舆论和民意的这种敬畏一方面需要肯定，但与此同时，也必须注意不能因此留下法律独立性被动摇的遗憾。正如专家在讨论会上所说，民主法治需要一切遵从法律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，这是应坚守的底线。

　　经由温岭虐童等一系列事件，人们不仅关心被虐待儿童的身心状况，关心肇事者是否受到应有的制裁，也关心我国在儿童权益保障方面的立法缺失。由于痛感惩处的力度不够，不少人呼吁刑法尽快增设独立的虐童罪罪名，放宽虐待儿童的入罪标准，将没有造成死伤但是性质恶劣的虐童行为予以入罪，也有人认为增设虐童罪不如扩大现有虐待罪的主体。何种方式为佳只是一个枝节问题，哪怕有了立法，要有效遏制虐童行为，如何培育全社会呵护儿童、尊重儿童的意识和习惯，这恐怕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难点和课题。

(原标题：[短评]虐童事件：尊重法律，期待立法)